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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把手指交叉握在一起，然后分开，一直重复……”在武汉市江岸区综合养老服务示范中心的活动室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医学科一病区主任王宗琴正握着张奶奶的手，耐心地教她手势舞。 这不是普通的活动课，而是针对认知衰退老人设计的认知干预训练。自2025年7月“拾光记忆营”认知干预训练项目启动以来，这样的场景每周二、周四都会在这里上演，为十余位存在不同程度认知问题的老人拉起一道“记忆防护网”。 这里所说的认知问题，指的是认知症(又称“认知障碍”)——一种以记忆力衰退、思维能力退化、行为异常及日常活动能力丧失为核心的综合病症，其中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类型。认知症是导致老年人失能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成为全球老龄化社会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挑战。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老年期痴呆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明确提出要构建老年期痴呆友好的社会环境，充分利用社区服务资源，建立社区痴呆老年人支持服务网络。-->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牵头主办的这一项目，正是其中的生动实践。9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武汉市江岸区综合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寻找答案。 从科普到训练，织密专业干预网络 “之前我不知道这种病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对待患这种病的人，现在我知道了。”86岁的刘爷爷是训练项目的“忠实”参与者，截至9月11日，训练开展的17期活动他期期不落，这份坚持源于他对一位阿尔茨海默病邻居的愧疚。 之前，他和邻居同在一个托老所，但邻居几乎不参与托老所的任何活动，也不喜欢和人交流，还曾趁老伴不注意，用钳子剪断门上的铁丝，只穿着内裤就跑出了托老所，家人万分着急，四处寻找才找回来。“人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不懂事。”刘爷爷当时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视为患了“疯病”，见到就跑。学习以后，他才明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脑袋得了病，而不是不懂事”，同时也不应该歧视他们，而是应先随着他的思路，患者想做什么就顺着其需求，若思路不对，再慢慢引导他。 在项目中，王宗琴作为负责人，每次都会先开展阿尔茨海默病科普，这个病的早期信号有哪些，如反复找东西、记不住当天发生的事，再介绍阿尔茨海默病与大脑神经突触退化相关的发病机制，最后介绍“非药物干预能延缓衰退，坚持训练很重要”的核心原则，用通俗的语言帮老人和家属建立科学认知。 训练环节则由美好盛年江岸退休俱乐部主导，内容设计兼顾趣味性与认知激活。声乐训练选《茉莉花》等老人熟悉的老歌，引导大家跟唱、背下歌词，锻炼语言记忆；手指操则包含“手指交叉握合”“指尖对碰”“握拳伸展”3个核心动作，每个动作停留3秒，确保老人能跟上节奏，同时激活他们手部神经与大脑的关联区域。 俱乐部负责培训课程的张婷告诉记者，曾遇到过“挫败时刻”：一次课上，她让老人们写“幸福”二字，8位参与者中仅两人能顺利完成，其余6位要么没有按照要求写在对应的田字格内，要么因手脑眼协调能力下降写得歪歪扭扭，甚至有老人说“记不清这两个字怎么写了”。 这次经历让张婷重新调整策略，“要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细致”。此后，她与老人沟通时会放慢语速、放大声音，确保听力不佳的老人能听清；放大课件文字字号，适配老人视力下降的情况；做示范动作时会分解步骤，比如“先把双手举起来，再慢慢交叉”，避免因动作过快导致老人参与困难。同时，她还会及时给予鼓励：“刘爷爷今天手指操做得比上次稳多了！”用积极反馈激发老人的兴趣，减少他们的挫败感。 养老院社工也全程参与课程。课前提前布置场地，同时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活动中主动引导沉默的老人参与，比如要拉着默不作声的张奶奶，告诉她：“咱们一起跟着做，慢慢来。” 在这里，志愿者主要承担个性化协助与专业评估两大职责。志愿者常社会告诉记者，活动中，他们会重点陪伴认知、听力、视力较弱的老人；活动后，他们会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为老人做评估——例如，问“今天是几月几号”“咱们现在在几楼”评估定向能力，让老人“记3个词语，5分钟后复述”评估即时记忆能力，还会让老人“画一个钟表，把时针和分针指向11点10分”评估执行功能……通过这些专业工具跟踪老人们的认知变化。 双向干预，呵护老年人身心健康 70岁的丁奶奶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以后，住进养老院，仍旧经常嚷嚷“我要去接孙子”，有时借身份证，有时找手机，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感到焦虑。在参加培训活动之初，她不知道这个活动的意义，但在医生、志愿者的耐心引导下，她的情况慢慢好转，由肢体不协调到能够跟做一些简单的手势操动作。 养老院社工肖洋观察到，参与项目的老人几乎都有类似的积极转变。曾任职于某省级出版社的前总编辑刘爷爷79岁了，刚加入时沉默寡言，别人跟他说话最多回应一两个字。参与项目两个月后，他不仅沟通积极性显著提升，还会主动拿着歌词单练歌。他的女儿向肖洋反馈：“现在能带着他出门散步了，他精神状态很稳定，还会跟我说新学习到的内容，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 除了情绪变化，老人们的记忆力也有细微进步。肖洋说，现在查房时问老人：“昨天有没有参加活动？”大部分人能回忆起细节：“昨天唱了歌，还做了手指操。”不少老人还记住了活动时间，到了周二、周四会主动问：“今天是不是要去活动室？”形成了稳定的时间记忆点；有几位老人甚至能复述上节课学的歌词片段，比如“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这些变化离不开项目团队的“规律坚持”——无论刮风下雨，每周两次的活动从未中断。养老院负责人杨艳说：“他们的风雨无阻让我特别感动。规律的训练能帮老人养成习惯，也让家属更支持，有家属会提前错开周二下午和周四下午带老人外出，这种配合让项目推进更顺利。”76岁的江奶奶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希望(培训)一直办下去，每周二和周四都举办，特别好！” 家属认知误区是老人参加培训的“拦路虎” “我们家老人不是病，就是老了记性差！”项目启动初期，这样的声音并不少见。杨艳坦言，家属的认知误区是老人参与培训活动的最大“拦路虎”。有家属认为，“说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说他们变傻”，拒绝带老人做筛查；还有人觉得“训练没用，不如在家躺着”，直到看到老人主动分享课程内容，才慢慢放下顾虑。 老人自身的“病耻感”也需要化解。常社会遇到过不少老人，一听到“认知评估”就摆手：“我没病，不做检查！”为了减少抵触，团队改变了沟通策略——不再说“做评估”，而是以“聊天”“玩记忆小游戏”的名义切入，比如问“今天吃了什么菜”，其实是在评估近期记忆；让老人摆积木，其实是观察执行能力。常社会说：“用轻松的方式打破‘看病’给老人带来的紧张感，他们的配合度明显提高了。” 此外，王宗琴告诉记者，老人的参与稳定性也是挑战。项目计划每组10-12人，但常有老人因感冒、腰痛等身体原因缺席，有时需要临时替换成员。 “认知症防控不只需要医护人员付出努力。”王宗琴在多年临床工作中发现，很多家属因不了解认知症，误将老人的异常行为视为“故意找麻烦”——比如老人反复找手机，家属会不耐烦地说：“刚给你放在桌上。”却不知道这是认知衰退的典型表现。“家属首先要学会理解，再学习照料技巧，比如用视觉提示帮老人记忆，把钥匙放在固定的挂钩上，在门上贴房间的标识。” “认知症的防控需要家庭、社会、政府形成合力。”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卢钰表示，该项目的设立初衷，是希望通过结合专业的评估工具进行效果评估，初步形成一套适合在社区推广的认知干预和照护者辅导适宜技术，以期构建“医院-社工-家庭”三位一体的支持网络，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照护者身心压力，推动医务社工服务在认知症领域的精细化发展。 从社会层面来看，专业资源的下沉尤为重要。目前项目主要覆盖养老院，卢钰希望未来能向社区延伸：“社区里有很多老人没被发现认知问题，早期干预能延缓认知衰退，甚至可能延缓20年。”她建议，社区可以定期开展免费认知筛查，组织常态化的训练活动，比如教老人画画、打算盘、写毛笔字——这些“动手又动脑”的活动，都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方式。 “政府层面的支持也不可或缺。”卢钰说，目前认知症治疗药物效果有限，非药物干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希望能有更多资金补贴用于老人认知训练项目，降低老人参与的经济成本；同时，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护工的专业培训，让他们成为老人身边的“认知健康守护者”。 实习生 张清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齐征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刘阳禾】
中新网北京9月30日电(记者 查志远)据媒体报道，湖南尹先生近日带儿子去医院看病，路遇一位推车老人摔倒，他毫不犹豫上前扶车相助。 这本应是一幅温暖的画面，却成了他长达十余天的噩梦。 事发后，老人家属一口咬定尹先生是肇事者，要求赔偿3万元，并威胁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尽管尹先生百般解释自己只是好心帮忙，但事发地点处于监控盲区的事实让他的辩解显得无力。 为证明清白，尹先生精神恍惚地奔波了十余天，最终在一处隐蔽角落找到了监控录像，证实了他的电动车与老人的自行车从未发生接触。--> 真相大白后，老人家属看完证据，扔下一句“对不起”便走人了。 这句缺乏分量的道歉，不仅无法抚平尹先生十余天来所承受的精神煎熬、经济损失与名誉损害，更像一记重锤，敲响了社会信任危机的警钟。 “助人反被讹”已经成了社会痛点。当清白需要好人付出巨大代价去自证，下一次路遇危难，谁还敢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尹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2025年2月，山东省临沂市一名老人骑车摔倒，王先生上前搀扶后反遭老人家属诬陷。 “扶人反遭讹”的戏码屡屡上演，其恶劣影响远超个案本身。它无形中在社会中植入了一种“戒备性冷漠”，不是人心变冷了，而是好人被伤害怕了。 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意味着，就算扶老人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只要是出于好心自愿帮忙，如果没有构成明显的“疏忽大意”，哪怕有意外也不用担责。也有律师表示，法律不会苛求主动实施帮助的人。但是一般意义的注意义务，确实没有客观标准。 现实是，讹诈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多数类似案件止于口头道歉，鲜有实质处罚。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整治扶老人反被讹的现象，不能靠道德说教，得用法治立规矩。要拔高违法成本，让讹人者付出代价。 对于讹诈他人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严惩。轻则处以治安拘留与罚款，重则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唯有让讹诈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让下一个“尹先生”在出手相助时，能够心安理得，而无后顾之忧。(完) 【编辑:刘湃】